提倡分餐,防新冠肺炎还防幽门螺杆菌传播 [复制链接]

自新型冠状病*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外出成为了疫情防控阶段人们的共同行为准则。尤其在发生多个因聚餐引起的新冠病*感染事件后，提倡推行使用公筷和分餐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

早在十多年前钟南山院士就曾呼吁过，在家庭中也要使用公筷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钟南山院士向公众详解家庭卫生消*重点时，也强调家庭用餐应使用公筷，有人认为分餐制来源于西方，但事实上，分餐制最早起源于中国。那分餐制和合餐制在中西方是如何演变的呢，分餐制又给西方带来什么好处，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要提倡分餐制？

合餐制是当下中国的主流用餐方式，但是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，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方式都是“席地而坐，分案而食”的分餐制。早在西周时期，《礼记·礼器》就有记载，而我们所熟知的“举案齐眉”的故事，也是分餐制的例子。中国合餐制的诞生，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。大唐盛世，受丝绸之路的影响，“胡床”“胡桌”等桌椅流入中原，胡人的合餐习俗也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。之后，宋代商业经济发展，勾栏瓦舍遍布街头，饮食文化逐渐平民化，合餐的用餐方式也更加为大家所接受。一直到明清时期，合餐制高度发达。乾隆时期的满汉全席更是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。至此，宴饮被更多地赋予了交际的意义，合餐制就为人情往来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。

而在西方，其实并不是从古至今一直实行分餐制的。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，合餐制在世界范围内都占统治地位，是人类的共同用餐习惯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古代希伯来人聚餐时围着餐桌进食，不但用手直接抓食物，还习惯于把手中的食物递给伙伴，直到中世纪，西方尚没有实行现代意义的分餐制。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，西方才开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社交活动中将分餐制上升到礼仪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。而席卷欧洲的黑死病，让欧洲人意识到病从囗入的传染性，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分餐制的实施。

在谈到中西分餐制度和合餐制度的演变过程中，日本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国家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，尤其在古代，日本很多生产生活习惯都是模仿中国，而分餐制也是学习古代中国的，只是后来日本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，保留了分餐习惯。在日本，人们用餐时实行严格的“分餐制”，分餐习惯从小培养，日本的学校也实行“分餐制”，公用餐具与个人餐具分开，每天严格消*。孩子们养成这个习惯，家庭中的分餐制也自然形成。日本的宴会也是按每人一份上菜，宴客时，主人会让客人点自己喜欢的菜，自己点自己吃，从不互相掺和。日本的分餐制也给日本国民的健康带来保障，减少了很多传染病，尤其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部疾病的传播。分餐制不仅让日本成为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，其胃癌患病率也逐年降低。

随着文明的发展，卫生意识的不断提升，合餐制的弊端日益显现，传统的合食习惯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与人唾液的“传播交流”。呼吸道飞沫就能传播疾病，可想而知“唾液”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。唾液是多种致病原的载体，可传染多种疾病。合餐制的一大危害就是容易传播各种消化道传染病，呼吸道传染病。在人群中传播最多的是乙肝病*和幽门螺杆菌。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，每年有近20万人死于胃癌，而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螺杆菌（HP）。

幽门螺杆菌是许多慢性胃病（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胃癌等）发生发展中一个重要致病因子，能在人体内生长繁殖，又能通过粪便、唾液排出体外，成为传染源。而家庭内合餐是重要的传播途径和交叉感染途径，无分餐习惯的集体合餐也可能增加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机会，而且使多人感染相同的菌株。

分餐的形式其实不必完全效仿西方的“分餐分盘”。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是，将菜按人数划分出区域，个人只夹取自己的那部分即可。对于人多的场合，准备公筷公勺，随吃随盛。这种形式借鉴的是唐朝从分餐转变为合餐时的混合模式，既延续了合餐制的团圆气氛，又保留了分餐制的精神内核，避免人们在交流情感时，将唾液也一并交流。余下的食物也没有沾上任何人的唾液，便于储存，是比较符合国人饮食传统的分餐模式。

分餐制，不仅是抗疫所需，也是日常预防胃癌，避免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重要措施，是卫生意识提高的体现，分餐制的推广任重而道远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。